董华锋，山西昔阳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入选四川省天府青城计划，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委会委员、四川省考古学会石窟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佛教考古、敦煌学、出土碑刻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出版著作4部，发表论文60余篇。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励。

川渝地区是中国石窟的重要分布区域。根据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的数据，四川省共有石窟（含摩崖造像）2134处，重庆市716处，两省市石窟数量占全国的47.6%。这些石窟零散分布在川渝各地，开凿时间从北朝延续至清代，造像内容兼涉佛儒道三教，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同时，石窟周边往往会保存有墓葬、古道、堡寨、盐井等关联遗存。

在川渝石窟的众多研究问题中，营造程序是一个重要的论题，是深入认识石窟寺这类考古遗存的重要切入点。董华锋教授的专题报告《川渝石窟的营建程序》着重从四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

一是川渝石窟的供养人。功德主出资供养是石窟营建的首要程序。有关川渝石窟的功德主，过去关注较多的是个人或家庭，但实际上，民间结社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川渝石窟中保存的古代民间结社资料信息十分细碎，难知其全貌，但若参照敦煌等区域同类问题研究已经形成的认知，我们即可连缀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整体认识，从而大体理清川渝石窟古代民间结社的流行时间、组织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轨迹。

二是川渝石窟的工匠团队。石窟的营建离不开专业的工匠团队。唐宋时期，川渝地区形成了分工完备、级别分明、组织得当的石窟工匠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工匠之间有工种区分，有技术级别差异，还拥有得力的组织人员；他们各司其职，是石窟的直接营造者，是该区域得以大规模开凿石窟的专业技术人员保障。

三是川渝石窟的营建仪轨。川渝地区的石窟雕绘完成后一般都会举行配套的仪轨——庆赞斋会。这是石窟营建程序中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具有很强的仪式性，保存下来的实物遗存较少。从石窟中有限的铭刻资料来看，石窟营建中的斋会种类众多，斋会的规模大小不等，斋日的择选也有多种方式。这一环节是一次石窟营建活动真正完成的标志。

四是川渝石窟的后期重妆。石窟建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像会因自然或人为等原因脱彩、残断甚至坍塌，故有后期的各类修妆活动。重妆是石窟营建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行为。历史上形成的后期重妆遗存是石窟寺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期重妆原因众多，功德主的身份多元，方式各异，目的同样是施造功德，且完成后还会再次举行庆赞斋会。重妆不仅使脱彩的龛像“普焕神容”，同时也使石窟寺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断拓展。

报告最后，董华锋教授总结道：石窟寺是一种内涵复杂的考古遗存。对于这类考古遗存的研究，不仅涉及田野考古、分期排年、题材信仰、样式风格、历史背景、文化交流等问题，还应关注营建程序的问题。总的来看，川渝石窟经历了漫长的的营建历程，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历程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供养发愿、营建工匠、庆赞斋会、后期重妆是目前关注相对较少的几个环节。透过石窟及附着其上的铭刻材料，可以大体厘清川渝石窟的营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