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6日至17日，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国际工作坊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欧亚美国际大酒店圆满举行。工作坊汇聚了来自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顶尖学府，以及比利时根特大学、奥地利科学院等国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学者，共同为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贡献智慧与力量。
为期两天的会议日程紧凑而丰富，包括开幕式、主题演讲、分组发言、开放性讨论和闭幕式等多个环节。
开幕式上，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佛教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浩然，作为本次工作坊的主办方代表，首先向与会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欢迎。紧接着，他阐述了会本次工作坊举办的背景与目的，并强调本次工作坊以 “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为核心议题，旨在汇聚众智，深入探究丝绸之路上跨越多种语言界限的佛教写本，以及那些形态万千、意蕴深远的佛教艺术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沿线留存下来的各类艺术瑰宝，如洞窟彩绘、壁画艺术、佛像雕塑等，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深刻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内涵。这些写本与艺术品相辅相成，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上佛教文明的壮丽画卷，生动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间在文化与艺术上的广泛交流和深度融合。因此，本次工作坊正是希望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推动佛教文明与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促进跨学科学者间的交流对话。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佛教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教授作发表开幕致辞。孙英刚站在全球史研究的高度，强调了将佛教置于丝绸之路乃至亚洲文明语境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回顾了近代以来学术研究话语权的变化，并强调为更好理解中国文明，需推动研究范式的转移，即从亚洲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在亚洲及全球文明史中的角色与地位。他对本次工作坊的举办寄予厚望，并重申了佛教文明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致力于真正有效推动知识的进步。
在主题演讲环节中，两位分别来自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资深学者就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写本与西藏贝叶写经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分享。
首先，浙江大学文学院高奕睿教授（Imre Galambos）以“敦煌归义军时期写本中的物主条记录”为题，为我们揭示了敦煌写本背后丰富的使用与流传情况。高教授通过对少量存在的物主条记录的细致分析，指出这些记录为研究敦煌写本的使用者、使用情境以及写本的动态传承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他强调，这些记录表明，写本在制作完成后仍被持续使用，且可能经历了多位不同所有者的传递与增补。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写本的内容，也展现了写本文化的动态性与传承性。任小波副教授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对物主条记录的细致分析为敦煌写本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如何进一步挖掘这些记录背后社会文化意义的思考。
接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教授以“亡财僧现，上供下施：兼谈西藏贝叶写本的价值”为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西藏贝叶写本的精彩演讲。他从一件近期在西藏流通的梵文贝叶经摹写品出发，揭示了在高僧圆寂之后其所持佛经典籍的处置和流通情况。随后，萨尔吉教授通过分析来自尼泊尔、西藏、印度加尔各答等地的梵文贝叶经题记，探讨了这些写本的书写和流通的历史文化背景。陈瑞翾助理教授对萨尔吉教授的演讲表示了高度赞扬，认为其研究顺应了近年来该领域对于贝叶写本物质性研究的重视，并强调了贝叶经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
在主题演讲之后，会议进入了分组讨论环节，一共有七组发言。
第一组发言聚焦 “敦煌多语种写本、历史地理与佛教文献编撰”的主题。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任小波副教授以“外方（nyi ’og）：一个古藏文地缘术语的语境转化”为题，深入探讨了古藏文文献中的地缘术语nyi ’og的基本涵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传播和转化。他通过词源学的解释和语境化的分析，揭示了nyi ’og在印度、西域、西藏三大地理空间背景下的具体所指及其稳定性与连续性，为厘清通行藏文辞书中的误读和混乱提供了有力依据。
接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侯浩然研究员进行了“敦煌藏文头陀文献初探”的发言。他聚焦于敦煌发现的藏文头陀文献，通过初步的转写、翻译和研究，阐明了藏传佛教中头陀苦行实践的历史和教义维度。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杨杰讲师分享了“宁玛派‘教传’（bka’ ma）文献编纂史略述”。他介绍了宁玛派因密续与仪轨来源的可靠性问题而自行编纂经典集的背景，并详细梳理了《宁玛十万续》、《大宝伏藏》、《宁玛教传》三大合集的编纂情况及其流变与承继关系。
最后，来自根特大学的方洛杭博士后研究员（Laurent Van Cutsem）以“敦煌禅宗史书残本研究——以《圣冑集》（Or.8210/S.4478）为例”为题，探讨了敦煌禅宗史书残本《圣冑集》的研究价值。
第二组聚焦“西夏佛教与黑水城出土文献”的主题，多位学者围绕西夏佛教文献的解读、翻译及传播等问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索罗宁教授（Kirill Solonin）介绍了新发现的西夏文《劫外錄鈔》。他详细阐述了该文献的架构和内容，并探讨了其历史背景及与华北禅宗文献的关联，为理解华北辽金时期的禅宗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接着，奥地利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马洲洋博士以俄藏西夏文写本2818号为中心，进行了中观学偈颂的语文学研究。他考证了写本中包含的大量中观学偈颂，并分析了它们的出处和语文特征。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西夏学中观学的材料，也为佛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忻州师范学院的喻晓刚讲师关注了西夏文《业手印要门》的传译问题。他从文本视角探讨了这一时期藏传密教文本在西夏多民族之间的传译史及其对后世所流传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影响。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张永富讲师对新见的西夏文“五部经”类残叶进行了考释。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西夏文“五部经”的材料，也为西夏佛教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第三组“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专题讨论中，三位学者分别就辽代盘山千像寺岩刻佛像、唐代经帙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以及吴晋佛教画像砖艺术进行了深入研讨。
首先，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王珺讲师以“辽代盘山千像寺岩刻佛像图像源流探析”为题，通过田野调查和图像比较的方法，对盘山千像寺造像群的图像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
接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美侨博士后研究员和历史学院本科生应子健合作呈现了“移动的经帙：唐代经帙的文本性与物质性研究”。他们通过日本正仓院文书及正仓院宝物的分析，指出唐代经帙不仅流传到了奈良时代的官方寺院，还伴随佛经在日本不同寺院流转。这一研究不仅复原了唐代官方经帙的工艺技术，还揭示了古代经帙在移动与传播佛经中的历史场景。
最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张利明博士后研究员以“从贵霜到中国：吴晋佛教画像砖艺术研究”为题，探讨了江南吴晋时期佛教画像砖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来源。充分展现了江南传统文化与贵霜佛教文明互动融合以及江南佛教艺术从传入到中国化的具体历程。
在第四组“中亚出土的佛教写本与修行实践”专题讨论中，两位学者分别就中亚地区出土的梵文残卷《佛教瑜伽书》（Yogalehrbuch）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揭示了这部珍贵写本的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深刻的宗教内涵。
首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瑞翾助理教授，以“Udakākṣa——西域出土梵语残经中的疑难词汇”为主题，深度剖析了《佛教瑜伽书》这一西域梵语残经中的复杂词汇。
随后，南开大学哲学院赵文副教授对梵文《佛教瑜伽书》中的“大乘元素”进行了深入再议。他详细阐述了这些“大乘元素”与《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中的相关概念在精神价值和应用上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佛教瑜伽书》“大乘元素”的新视角，对全面理解该书思想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第五组讨论中，四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佛教文本和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翻译传播及其影响。
首先，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的周利群副教授以“印度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佛教天文写本”为主题，阐述了佛教文献东传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宗教哲学艺术，还包含了印度传统的天文、医学等知识文献。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李梦溪讲师对吐蕃时期的重要佛典《金刚经广注》进行了个案研究，详细展示了这部佛教经典从吐蕃时期初译到后弘期初期定型，以及期间数次被修订的历史经过。这一研究不仅使坍缩的历史再次立体起来，也为理解前弘期的佛典翻译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随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晓楠博士后研究员以“柏孜克里16窟研究——大谷探险队所获梵语壁画题记残片释读”为题，介绍了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的三次探险活动及其收获。通过这一研究，李晓楠博士期望能够进一步还原16窟窟顶说法图的原貌，为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研究提供新的线索。
最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出站博士后研究员潘小溪围绕“初论犍陀罗地区的弥勒信仰”展开了讨论。潘小溪通过考察现存文献和艺术造像，揭示了这一时期犍陀罗地区弥勒信仰的盛况及其对中土佛教的影响。
在第六组发言中，三位学者围绕“汉藏佛教艺术、信仰与仪式”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王瑞雷研究员以“敦煌唐末至宋元时期罗汉信仰”为主题，聚焦敦煌莫高窟第97窟和95窟的罗汉图像及藏经洞出土的斋文抄本。这一研究不仅填补了敦煌罗汉信仰研究的空白，也为理解汉藏等多民族间的佛教信仰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接着，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骆如菲特任副研究员以“末法与复兴：西藏西部夏石窟千佛与丝路敦煌遗存的关联”为题，探讨了西藏西部夏石窟与丝绸之路敦煌等地佛教遗存的共性。
最后，香港理工大学的沈丽博士后研究员以“西天佛母入中华：10—14世纪汉藏所见‘尊胜佛母曼荼罗’的传规与互动新论”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尊胜佛母在汉藏佛教中的传播与互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尊胜佛母信仰的研究内容，也为理解汉藏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第七组发言中，三位学者围绕佛教文献、建筑以及僧传叙事展开了深入研讨。
首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的魏建东副教授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件乾隆十三年驻藏大臣拉布敦奏呈的满文档案。魏教授通过对档案的翻译注释与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和视角。
接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郝凤凤讲师做线上报告。她以“从‘天人圣者’到‘世间胜者’：格鲁派传记叙事中的克珠杰”为主题，深入剖析了格鲁派传记叙事中克珠杰形象的演变。郝老师的研究对于理解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华婷婷博士后研究员以“汉藏译《般若灯论》研究——以《观行品》为例”为题，对《般若灯论》的汉藏译本进行了深入对比研究。华博士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般若灯论》汉藏译本的认识，也为佛教文献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开放性讨论环节，氛围热烈而自由，与会学者们纷纷踊跃发言，共享真知灼见。萨尔吉教授首先对本次工作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本次工作坊的研究发表普遍聚焦于佛教文本，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学术交流的基础。同时，工作方法上普遍采用的佛教语文学分析手段，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共通的语言工具和解析框架，从而有效地构建了跨越不同学术背景的对话平台。
任小波副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强调，本次工作坊的显著成就在于它不仅促进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研究者之间的深度交流，而且真正实现了跨越这些传统界限的有效对话。这样的交流模式打破了以往可能存在的学术圈层壁垒，促进了不同佛教传统研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为佛教研究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陈瑞翾助理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了工作坊的积极影响。他注意到，在现场旁听的人群中，不乏热情洋溢且具备潜力的青年学生，甚至有专程从兰州大学、南京大学赶来旁听会议的学子。这些年轻学者对佛教研究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学术准备，预示着他们是未来佛教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参会者纷纷对此表示欣慰，认为这不仅是对当前学术活动的肯定，更是对未来佛教研究持续繁荣与发展的美好期待。
周利群副教授对本次工作坊的周密安排和高效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她特别赞扬了会务组在筹备过程中的辛勤付出与细致工作，并协全体与会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闭幕式由侯浩然研究员主持。他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对大家在工作坊期间的热情参与、精彩分享以及积极讨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充分的肯定。他强调，本次工作坊不仅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在丝绸之路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更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他宣布了工作坊论文集的出版计划，并寄语道：本次工作坊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期待浙江大学佛教文明研究中心未来能够与各位参会学者携手共进，创造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机会，共同推进佛教文明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在与会学者热烈的掌声中，本次“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明与写本文化”国际工作坊圆满落下了帷幕。
